我就是喜欢苏文新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第3页）

龚存兵是老计生干部了，1992年就开始在乡镇计生办工作，3年后调到长丰县计生委。

他成天琢磨：为什么出生性别比降不下来？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他还没有任何社会性别平等的意识，更多是靠本能和直觉——「工作很难做，感觉到女孩地位很低，是不是可以给女孩抬高抬高地位？也许这样大家就愿意生女孩了。

」因此，当时长丰计生系统的工作重点有二，一个是全国都在做的打击「两非」；一个是长丰根据当地情况做的关爱女孩项目。

所谓「两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法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这个词已很少在当代词典中出现，但过去许多年，打击「两非」始终是计生系统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在龚存兵看来，抓「两非」终究只是治表，是打急救针——抓得紧了，数据确实会降下来，会好看，但治不了根，一旦松懈就会很快反弹。

他更看重的是关爱女孩的政策，就带着计生委几个人，设计了一整套的方案。

长丰那时还是贫困县，但还是花了上百万在县城公园立起了关爱女孩的雕塑。

他们给农村独女户、两女户的父母办养老保险。

每个考上大学的女孩，县里都给助学金。

每年夏天县里都会做一台晚会，让所有独女户、两女户家庭里上了大学的孩子参加，自编自导自演，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女儿到底多优秀。

2014年1月，北京，龚存兵在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七周期生殖健康人口与发展子项目的研讨会上发言，介绍长丰的情况与经验图源受访者

这套制度里有一条现在看来很激进——全县所有独女户、两女户家庭的女儿，中考都加十分。

十分是什么概念？「比如长丰一中，差一分，甚至都上万块。

加一分可能你就进了长丰一中，但你一分加上去，有可能让别的男孩下来了。

」这个政策实行了几年，有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政策初衷应该是让男女站在同一起跑线，但加分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所以后来就取消了。

但这种直接给利益的政策，足可见主政者的决心。

恰逢国家计生委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做的性别平等项目，正在全国寻找试点县。

这个项目的执行者、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汤梦君向《人物》说起这场实验的源起——那时国家层面其实已经有「关爱女孩」活动，只不过还强调的是政府该怎么做，「你总还是觉得少了什么，比如源自基层和草根的自发力量，比如女性作为主体的一种声音，这是比较缺失的」。

那时已经有几位中央党校的学者在河南登封做了一个民间实验，在村庄里修订村规民约，在最基层的制度里给女性地位，实验被认为是成功的，对村庄观念有巨大的革新。

汤梦君与她的同伴们也想着，能不能在村庄里实实在在做些事，看看会不会有变化，民间能生长出什么样的力量。

在寻找的过程中，安徽省推荐了长丰，它最终入选，成为全国三个试点县之一。

不是倡导跟母亲姓，而是倡导讨论

实验并不容易。

汤梦君记得，他们刚开始给官员们上课，讲什么是性别平等，大家都很懵、很困惑，有人说：「这个太抽象了，不好落实啊！

」还有人问：这个和之前的「关爱女孩」项目有什么区别？很多男性干部一开始不太能认识到性别不平等，谈到这个话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钱都给我老婆，我老婆比我地位高呀！

」

因此学者们设计了一些参与性的课程，不是对着课本讲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很小的话题讲起，让他们明白性别平等这个事情离自己很近，身边每天都在发生。

比如，为什么大家给男孩起名都喜欢用雄、伟，而女孩的名字都是丽、美？再比如，你给儿子玩什么玩具？给女儿玩什么玩具？是皮球还是洋娃娃？你心目中的男孩和女孩是什么样子的？

课讲得多了，慢慢触动就有了。

龚存兵下了课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公交车上的扶手高度都是为男性设计的？女性要是个子不高的话够不着，为什么男性标准会成为社会的标准？

他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正在变化。

他开始觉得原来自己做关爱女孩项目，理念上是有问题的——「我们提出关爱女孩，其实是不准确的，关爱是对弱势群体的，但是女性并不是社会特殊群体。

她们需要的不是关爱，而是平等。

」

也是在那时，他的个人生活也经历了一次挑战——他的妻子当时正在一个三万多居民的社区做书记。

他亲眼目睹妻子的辛苦，她的能力，她做事情不比任何男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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