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喜欢苏文新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第4页）

但也因为忙碌，她不能照顾家庭。

支持与抱怨，两种情感在他内心作战。

这种切身感受也让他更理解，女性要真正闯出一番天地，要经历多少艰难。

「我们对女性的认识，第一就是你是不是会影响到家里。

凭什么女性干工作会影响到家，男性干工作却不会有人这么觉得？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在作怪。

第二，很多人觉得你女性再干又能干到怎么样呢？这又牵扯到男女发展机会是不是平等。

」

想清楚这些，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哦，这个项目的空间太大了，能做的东西太多了，但我们要撇开两非，撇开性别比，撇开这些浅薄的事情。

男孩出生偏高是社会性别不平等造成的，我们要找到社会性别不平等最根本的问题，去突破它、碰撞它、调整它。

」

他的想法与人口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

汤梦君在当时的一份报告里建议安徽省，不要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结果来考核这个项目——而是应该更多考察各部门是否出台了社会性别平等政策，是柔性的，「从治标转为治本」，这也为改革和探索留下更大的自由空间。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4年的「姓氏革命」。

2014年，长丰县在下塘镇、左店乡、朱巷镇等乡镇试点，倡导新生儿可以随父姓，随母姓，或者父母双姓。

其中对随母姓的给予1000元奖励（其中有一个乡镇是男孩随母姓奖1000元，女孩随母姓奖800元）。

当时这个政策的目的不在于让多少家庭真的这样做，而是为了让家庭有讨论的过程。

龚存兵说：「让新生儿随谁姓的问题上，有一个平等协商和讨论的过程，从而淡化父姓意识，从根本上解决男孩偏好问题。

」

这不是一时冲动做出来的决定。

汤梦君说，当时学界已经对男孩偏好有过很多研究。

男孩偏好的根源是家族传承，传承的标志就是姓氏。

学者们普遍认为，提倡随母姓，对改善男孩偏好是有用的。

但之前这只是一个理论共识，并未付诸实践。

而长丰当时具有实践的条件：整个决策集体是支持这项改革的，且这个项目的灵魂人物龚存兵真正想干这件事。

在基层做事，这两点很重要，汤梦君说：「如果他想干这件事，他又有推动力，那就是可以非常快推进下去的。

」

在当年，这样一个政策出台，也仿佛一枚核弹投入舆论场。

一家媒体用《子随母姓奖励一千元》的标题报道此事后，上百家媒体的采访电话打过来。

法新社做了报道，联合国人口基金总部也发邮件到北京询问······大家都没见过这阵仗，县委书记紧张，龚存兵也紧张，「很担心，感觉这不得了，怎么搞啊」。

当时国家计生委正好有工作人员在安徽，安慰他们：「不要怕，让他们讨论。

」

龚存兵后来在央视的采访中解释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政策并非让孩子都随母姓，这跟让所有孩子都随父姓并无区别，只不过，有了这个政策，会激发家庭内部的讨论，政策倡导的正是这个讨论过程，这本身就是观念的解放。

另外，正因为姓氏牵扯到每个家庭，牵扯到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才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这正好证明他们选对了，触到了根本。

姓氏革命推行不久，同年12月，国家对《婚姻法》调整，原来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随母姓，但后来又增加了一条，「可以随父母以外的姓」。

长丰的姓氏革命，也被评选为那一年的「中国性别平等十大新闻事件」之一。

比姓氏革命还早一些，在试点刚开始的2012年，长丰就在县内做了公厕改革。

要求全县对新建公厕一律审查，看看是否符合社会性别平等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男女厕所蹲位要按照1：1.5来设计，没有达到这个比例的不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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