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喜欢苏文新在长丰女性向前一步（第2页）

前面都比较顺利。

但到第15条，卡住了——这条的内容是：鼓励妇女参政议政。

村民代表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应该达到40%。

在这次修订前，村里女性代表实际占比35%。

村规民约的草稿里，规划的是30%。

在征集意见阶段，被提高到了40%。

但在现场，一位女性代表站起来问：「为什么是40%？为什么不是50%？既然倡导性别平等，男女代表就应该对等，一半对一半。

」

这不是孤立的声音，她得到了全体女性的声援，但也让男女分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先按50%表决，所有的男性都不同意，他们沉默了，没人举手。

再按40%表决，所有女性都不同意。

双方互不相让，僵持好几分钟，最后是在场的乡镇官员出来调停，双方达成妥协：村民代表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不应该低于45%。

这是一次临时的、突如其来的冲突。

表决结束后，一位短发女士要求发言。

她站到台前，声音哽咽，被自己的眼泪打断了三次：

「我倡导性别平等几十年，到过很多地方，当问到为什么女性不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大家都说几千年了，都习惯了。

今天在长丰，我亲眼看到了女性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且坚持不让步，让我看到了多年来的性别平等倡导有了希望。

」

她是来自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项目官员文华，也是人类学博士、性别项目专家。

这一天文华本没有计划发言，但看到现场这一幕百感交集，她拿过了话筒。

从1990年代至今，文华一直关注性别领域的议题，参与了许多反对针对妇女暴力和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项目，在全国各地做调研和田野。

那是2013年，正是她觉得艰难的时刻——人们一听到性别平等，第一反应往往是：我们不是早就平等了吗？

但如果你拿着一个个更细的问题去问，隐藏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比如当你问：女儿嫁出去之后，或者嫁进来的妇人离婚之后，还能不能在村里分地？这时候人们的回答就会不一样了。

2011年，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开始在长丰做一个性别平等的试点项目，修订村规民约就是这个试点的一部分。

创新村那个午后偶然发生的争执与对话，女性的「向前一步」，触动了在场的很多人，至今仍在亲历者的记忆里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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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会场第一排还坐着一个人，他没有上台发言，但感触跟文华一样深。

时隔七年，他还能回忆起现场发生的一切，声音、画面、气味，纤毫毕现。

他是这个实验在当地的主要执行者，时任长丰县计生委副主任的龚存兵。

在长丰，每当提起龚存兵，大家都愿意评价几句。

他不喝酒，身材清瘦，写得一手好字。

因为会表达，口才好，常常四处去讲课。

听过他课的村干部们都不吝惜赞美，认为他有文化，思想超前，有人格魅力。

但在那时，这位计生干部还正为工作发愁。

2010年前后，正是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失调最严重的阶段，而安徽则是情况最严峻的省份之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安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28：100——也就意味着每128个男孩儿出生，才有100个女孩儿出生，这个数据远超正常值。

有人口专家认为，当时我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下降，依然存在的男孩偏好，加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流产技术的发展，共同造成了这个局面。

联合国项目开始前，龚存兵已经在长丰做了一系列改革，这算是某种意义上的穷则思变——2010年，长丰县出生二孩的性别比高达172：100。

而当时的计生工作，涉及到考核和升迁——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当时的国家人口计生委，把出生人口性别比作为各级政府单项考核的硬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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