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业化与世俗化（第9页）

究其原因，则是因为那些山缁野衲，已不再株守空门，而是游情火宅，堕体淫室，酣歌屠肆，给役公门，简直就与“里胥编氓”

没有丝毫差别。

如杭州有一“比丘”

，常常混迹于市廛之中，好与文墨之士交游，“饮啖靡择”

，一派“狂易”

。

僧人从闲到忙的转变，既是混同世俗的真实体现，又不能不说是佛教世俗化过程中的一种新动向。

有关僧人的俗化现象，有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可以给以说明。

明人屠隆在记万表之事时，就说到了当时有一位僧人自然和尚，曾经被万表奉为座上宾，朝夕造膝密语。

这位自然和尚的行为相当怪诞，不持五戒，饮酒食肉，好谩骂，家人事之稍不当意，就会遭到呵责，甚至侵犯万表的夫人。

但万表对他还是顶礼受教，并无懈怠。

很久以后，自然和尚身发恶疮，腥臭遍体，无人敢近，但万表还是促膝领教如故。

忽然有一天，自然预先告知坐化之期。

至日，他的身体洁白莹润，毫无过去的疮痕，端坐而化，香气满室。

如此一个酒肉不忌而又好色的和尚，却被万表顶礼膜拜，而且也被屠隆当作一个“非常人”

大肆渲染，说明佛教的世俗化在晚明确乎深入人心。

“诗僧”

在晚明的广泛出现，说明僧人同样受到世俗风气的影响。

据记载，在金陵、吴、越等地，衲子大多能诗，而且相习成风。

在这种风气之下，僧人若不会写诗，就会被人视为“不清”

；而士大夫若不与僧人交游，同样也会被人视为“不雅”

。

于是，士大夫通过与僧人交往，就可以成全他们的清雅之名；而僧人写诗，则可以要誉士大夫。

两者可以说是互相利用。

诗僧的出现，显示僧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本色”

，而去迎合世俗之好尚，尽管在他们的鼻端眉宇之间时时有“诗僧”

二字，拂之亦足以撩人，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自己的鼻端眉宇反而索然无味了。

概言之，僧人虽号称佛之弟子，但在晚明，不过是形貌、衣履上还算是佛之弟子，其实他们所操之道，则已完全俗化。

如雪浪、蕴璞，也算是有名的经僧，但据史料记载，这位雪浪大师在寺院中就蓄有很多“妖童”

，用他们来招待客人。

每当客人至寺，妖童就出门，看客人盖随车从的多寡，以为款待的等第。

世俗势利的做法，也完全流入寺院。

无论是士人，还是民间百姓，持斋信佛是晚明的一种风气。

正是在这种风气的背后，同样蕴藏着很多俗化的因子。

对此，当时的香光和尚有一番精辟的分析，一语点破：“我见这些道人，身家尘缘一些也放不下，只是苦持斋素。

内有家事厚者，每月断去吃肉三四十斤，可省银一两，每年省银十余两，仍旧买田放债，原是造业，岂可以为持斋乎？”

晚明的士大夫昌和禅悦，蔚然成风。

然究其喜好禅悦的目的，正如明人徐三重所言，大都“欣于福利”

，“便于身所嗜好”

，或者“济其欲而虚托于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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