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第3页）

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

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

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别无他策。

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

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者其精神也。

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四年中，设非采用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故一言以蔽之曰中国之共和，非不能治也。

变词言之，即曰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

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事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

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

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

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之计。

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已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彼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

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当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

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

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

当有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终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故曰欲为立宪国无望也。

客曰如子所言，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诚哉，除亡国无他途矣！

然岂遂无救亡之术乎？

虎公曰平言之，则富强立宪之无望，皆由于共和；申言之，则富强无望，由于立宪无望，立宪无望，由于共和！

今欲救亡，先去共和！

何以故？盖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

客曰何谓欲求富强，先求立宪？

虎公曰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不用立宪之方法，以谋富强，古之英主，固亦有之，如汉武，唐太之俦是也。

然而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

中国数千年中，岂无圣帝明王，然其治绩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国古代历史，亦岂无特出之英豪，成一时之伟业？然其不忽焉而灭者，又有几人也！

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复贫，一强不可复弱，故自一时论之，虽觉小有兴衰，而自其立国之始终论之，实为永不进步。

欧洲各国立国之久，虽不及我中国，然亦皆千年或数百年，前此并未闻西方有许多强国者何也？其时彼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

日本与我邻者千年，前此亦未闻如许之强盛者何也？其时彼亦未立宪，不能为继续之强盛也。

惟一至近年，忽有立宪政体之发明，欧洲列国行之，而列国大盛，日本行之，而日本大盛。

我中国所猝遇而辄败者，皆富强之国也，又皆立宪之国也，岂不怪哉！

然而不足怪也，不立宪而欲其国之富与强，固不可得，既立宪而欲其国之不富不强，亦不可得也。

此言虽奇，理实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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