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第4页）

盖国家所最痛且最危险者，莫如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惟有宪政一立，则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有前进，无后退，有由贫而富，由富而愈富，断无由富而反贫者也；有由弱而强，由强而愈强，断无由强而反弱者也。

人亡而政不息，其效果必至于此。

今之德皇非威廉第一，德相非毕士麻克也。

而德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

今之日皇非明治天皇，日相非伊藤博文，桂太郎也，而日不因人亡而政息，乃反日盛者，宪政为之也。

由此言之，宪政功用之奇而且大，可以了然矣。

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故人莫不羡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此非大言而实至理也。

虽然，富强甚易，立宪甚难，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

初立宪时，官吏狃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

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

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此也。

客曰何谓欲求立宪，先求君主？

虎公曰法、美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于中国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胡不可者？而必谓改为君主乃能立宪，此说无乃不经？然试问法、美人民有举兵以争大总统之事乎？人人知其无也。

又试问何以彼无而我有乎？此人民程度不及法、美之明证也。

“惟其如此，故非如今日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

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乃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致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

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

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

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

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

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

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

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先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

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妥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

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

故自此面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面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

若谓立宪之制，君主不负责任，必非开创君主所能甘，是则终无立宪之望。

不知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自知以之主，而树功德于民，无论若何丰功伟烈，终有人亡政息之一日；不如确立宪政，使人存政举者，人亡而政亦举，所造于国家较大也。

……

客曰子言以君主立宪救国，于君主之利害，既详言之矣，至言立宪，则应研究之问题亦甚多。

自前清末年，以至民国，国中未尝不行宪政，而弊端百出，为后世诟病者，其故何欤？

虎公曰前清立宪之权，操于清室，然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

前清光绪季年，皇室危机已着，排满革命之言，充满全国，及立宪党崛起，发挥主义，实际进行，适大总统方掌军机，知清室自救之方，无过于立宪者，即以此为其最大方针，隐然为全国立宪党之魁，挟毅力以实行，虽仅有造端，而海内思望郅治。

最初立宪党之势力，远不及革命党，及立宪有望，人心遂复思慕和平，冀此事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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