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9章

李国华还说：“王明同志对于党内生活完全是家长制的统治”

，并列举了几个事实：（1）普世奇任教务主任时，时常不到校办公，许多问题不解决，到学校也只看一、二班的同志，对三、四班根本不过问（三、四班是中央苏区去的干部多）。

我曾代表第三班向王明同志建议过，希望王明同志能和普世奇谈谈改善他的领导方法，王明同志当时就这样答复：你们来到苏联就学坏了，这里比你们在红军学校还坏？你们还提意见。

回去告诉他们，不准随便提意见。

他是个红色教授，还当不了你们的教务主任？！

没有丝毫的解释，只是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2）克利莫夫任我们三班党史和列宁主义的教员，每次上课都要迟到10～15分钟，早退十几分钟，上课不准备，一句俄国话，一句中国话，学生没有办法记笔记，因此我们提议换教员。

这消息被王明同志听到，马上要我和陈贵去（我当时为班的小组长，陈贵为班长），把我们责备一顿，认为我们学坏了，这也批评，那也不满意，自高自大，红色的教授还当不了你们的教员？

8月将何一民送到乌拉尔伽里第一矿劳动。

何一民回忆说：“陆续地，王明把和他观点不一致，他又拉不过去的同志弄到工厂去了。

1932年6月，林铁和杨秀峰被送到乌拉尔伽里第一矿当矿工。

8月，我也被送到同一工厂。”

“两年后，杨秀峰、林铁同志走了，我再给王明写信，他就不答复我了。

一次，我寄了二百卢布，让王明转交我国内家中的父母，他给我退回来，说以后再说吧！

但我从此再没听到回音。

回国后，我才知道，母亲在那几年无依无靠，沿街讨饭，最后饿死了。

我跑去找王明，他不见我。

白天去，他说没时间；晚上七八点钟去，他又说睡觉了。

回想起我临下工厂和王明交换意见时，他假惺惺地说：‘你年轻，来这儿不容易，到工厂深造一下，以后要常给我来信啊！

’他还奉承了我半天，并亲自写好一大摞写明自己通过［讯］地址的信封，让我带走。

现在，这些信封还没用几个，他就不来信了，我们的关系就这样断了。

看来，历史上的两面派都是一个味儿，当面说好听的，背后总要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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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想回国。

《传记与回忆》说：绍禹“曾于32年夏、33年夏、34年夏，三次准备回国（有两次准备经西欧回去，护照行装都准备好了）都因负责建立交通联络的人被捕而未成行。

以后又因红军长征未能回去。”

8月27日～9月15日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长篇发言。

他第一次发言是9月2日，第二次发言是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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