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12月下旬的一天，母亲袖着手回到了家，脸冻红了，鼻尖上冻住着一滴鼻涕。

她一进家门就把我叫到桌前，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让我找个小空瓶，将里边的东西装瓶里。

我看出母亲双眼也红红的，分明哭过。

纸包里是一手心那么多紫红色的结晶物，有指甲那么大，更多是米粒那么大的。

我知道，那些东西便是所谓&ldo;朱砂&rdo;了。

母亲不知听谁说的，朱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于是四处借钱，求一位有门路的街坊给买到了。

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朱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

但母亲却对那些东西是朱砂深信不疑。

她为买那一小包东西居然花了20多元！

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费，而那20多元还是借的！

而全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个人寄回家的钱维持！

而父亲再多一元钱也没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问：&ldo;妈，不过了？&rdo;

母亲淡淡地说：&ldo;过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rdo;

不用我操心？哥哥疯了，我就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了呀！

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吗？尽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

我一边往一个空了的小药瓶里装那些所谓的朱砂，一边生母亲的气。

对于哥哥的病，我和母亲有不同的想法。

母亲听人说，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过是替家属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罢了。

我承认这基本上是事实，但我更知道这世界上根本没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药，而这一点基本上也是事实。

那么，我认为就完全不必为买药而借钱而白花钱了。

但凡能凑足一笔钱的话，以求人将哥哥送去住院为好。

若能那样，全家人起码可过一两个月消停的日子。

如果不这么想问题，说不定哪一天家里会被哥哥闹腾出第二个疯子来，而且那第二个也许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亲之间，经常发生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而实际上哪一种思想哪一条路线都同样不能使哥哥的疯病好起来，只不过是两种都无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罢了，也可以说是本质上毫无意义的思想和路线的斗争。

我还没将朱砂全部装入小瓶里呢，母亲又从抽屉里翻出了一张酒票，给了我几元钱，命我去买回一瓶成瓶的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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