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第2页）

而这确实不同于跟一个战斗性的共产党员在一起的情况。

虽然我从没有参加过&ldo;无产阶级左派&rdo;‐‐我说过，它被解散了，但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我逐渐接近毛主义者的某些主张。

我同他们的讨论，通常是单独同维克多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密切;我看到&ldo;无产阶级左派&rdo;可能对我有多么重要;我开始同编辑部成员谈论《人民事业报》和其中一些文章的情况，最后我自己主编了一两期，集中了各种投搞者，这些领导人反对我这样做;他们愿意看一看这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显然采取了毛主义者思想的一般倾向，但仅仅是就他们??吸引了我的地方而言。

这样我搞了两期，然后我多少又退回来了，虽然我仍然在首页上保留着我的名字，而最后《人民事业报》终于停刊了。

但毛主义的精神仍然存在，并且我把自己看成是它的一个代表，虽然毛主义这个名称再没有任何意义。

我和维克多、加维在我们出版的《造反有理》中表达了我们的思想。

我从1970年到1973

年在&ldo;无产阶级左派&rdo;中走过的历程就是这样的。

波伏瓦：后来呢?有另一份报吧?萨特：有《解放报》!好像很自然地，我应该是《解放报》主编，这不是毛主义者的报纸，但这是由毛主义者和其他一些左翼团体的代表共同创办的。

我被邀请当主编，因为我是《人民事业报》的主编。

我同意了，因为我想，这可能意味着真正进展到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左翼，一个极左翼的报纸，当每一个事件发生时，我们都可以完全明确地说出我们想说的东西。

在这个报社中，我又有点像一个挂名主编。

起初是因为主编的职责不明确。

后来原因很简单：我病了，这妨碍我在《解放报》中真正起作用。

现在我再不是主编了，我因病不得不辞去此职，但我还是新编委会的成员，这个编委会决定报纸的大政方针。

你知道，我仍然十分疲弱;我既不能读又不能写‐‐我可以用某种方式写，但我看不清我写的东西。

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设法让人们了解我的观点。

这里的自由又总是根本的东西，是我选择的理由。

而新的《解放报》在这个夏天改办了;我、维克多、加维和其他一些人研究了新的形式，现在新《解放报》几天内就要出版，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政治

波伏瓦：在这些谈话中看来你是以极大的热情谈到你同政治的关系。

你在同维克多、加维的谈话中谈到它们，而你现在仍然渴望同我谈谈这个主题。

为什么?你毕竟首先和主要是一个作家，一个哲学家。

萨特：因为政治生活代表了某种我无法避免的东西，不得不卷入其中的东西。

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对许多事件有着政治反应，因此，在广义讲，一个政治家的状态，是一个被政治所激动、沉浸在政治中的人的状态，这是某种成为我的特性的东西。

例如，有一段时间毛主义者把我和维克多的友谊仅仅看成是一种政治关系。

波伏瓦：毛主义者的观点不是一个普遍永恒的观点。

后世人不会认为你是一个政治家，而会认为你在根本上是一个作家、一个哲学家，认为你也有某些政治态度，正像别的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

你为什么对你的生活的政治尺度给予这样特别的重要意义?

萨特：二十岁的时候我是不关心政治的‐‐这也许只是另一种政治态度‐‐而我终于面对着人类的某种政治命运，而且终于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

在我看来，从对政治不关心转变为持一种严格的政治态度，这体现了一种生活。

它占用了我一生的许多时间。

革命民主联盟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同毛主义者的关系以及所有这一切。

这构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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