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2章

同日，共产党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再发动第三次暴动，陈独秀亲自参加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的联席会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发布复工令，扩大武装组织，准备再次暴动。

会议还决定成立指导第三次武装暴动的“特别委员会”

，简称“特委”

，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八位优秀的中共领导人组成。

这就坚定地表示了中共亲自掌握这次暴动领导权的决心。

与瞿秋白的分歧

但是，在暴动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问题上，陈独秀始终不敢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从而与瞿秋白发生尖锐的对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二月中旬，第二次暴动前夕，上海区委动员暴动的活动分子召开会议，瞿秋白要求参加会议，陈独秀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则让彭述之而非瞿参加。

彭代表陈独秀党中央在活动分子会议上做报告时，没有提出“工人夺取政权”

的口号。

瞿秋白知道后，提出一个新的暴动提案，指出了彭的错误，提出工人应参加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

陈独秀和彭述之深感工人及中共力量之不足，并担心国共合作局面的破裂（这在当时的远东局和莫斯科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拒绝了瞿秋白的提案。

他们的意思是，中共可以领导暴动，参加新政权，但只能建立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联合政权，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领导），不能排挤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代表。

按照当时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共产党自身的力量状况，陈独秀的这种思想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但是，在当时革命高潮时期思想“左”

倾化的氛围中，这种思想容易被视为“右倾”

。

瞿秋白是要把上海暴动引向苏联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式。

所以，他在1923年批评过陈独秀。

这时在他写了《上海“二·二二”

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严厉指责党在“二暴”

中的错误策略“简直客观上是卖阶级的策略”

，即没有竭力鼓励工人阶级“武装斗争的意志，指明其夺取参政权之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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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不敢直接批评当时有崇高威望的“老头子”

陈独秀，只敢批评紧跟陈独秀的党内第二把手彭述之。

因为，他写了《意见书》后就离沪去武汉，埋头撰写长篇文章《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又名《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主义》，批评“彭述之主义”

，实际上批评1923年以来的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及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论”

、放弃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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