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7章

但是，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和留学生工作人员（如王文元即王凡西）中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一些人，看后大受鼓舞，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他们设法保存下来。

别的国家的代表，也有私自带回国的。

此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开始分裂成两派：拥护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和拥护托洛茨基的反对派。

这个情况，是中共党内出现反对派的源头。

“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中为中国托派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这些原则体现在他以很长篇幅详细论述的两大问题中。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革命性问题。

他认为只有反动性，没有革命性，因此，工人阶级永远不能与它结成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

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纲领中，有一条从中国大革命经验中总结出的一段话：“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妥协，仅在民族资产阶级不妨碍工农革命组织和它能进行真正反帝国主义斗争条件之下才可以的。”

托洛茨基的文件从批判这段话开始，指出这是“用荒谬的条件去掩饰资产阶级”

；“只有当时于我们有利，我们与魔鬼亦可以缔结（条约）……这是十分的荒谬。

若我们依据这种条件行动，实际上便是让魔鬼作保镖和请他做基督的天使”

；“以为殖民地的受压迫，必然要发生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这种了解就是留恋于孟雪维克主义的基本错误”

。

接着，托洛茨基的文件从总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大革命的经验出发，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反对某个军阀和某个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但是，它从不反对帝国主义，从而得出结论说：“中国资产阶级比俄国资产阶级还要反动，还要下贱。”

因此，资产阶级表现得越革命，无产阶级越要警惕；而斯大林则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来麻痹无产阶级。

从欧洲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俄国1905年革命和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经验中，托洛茨基又提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规律是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参加革命营垒，完全不是偶然的，轻率的，而是受了阶级利益压迫，这是非常明显的。

随后因惧怕群众之故，资产阶级就逐渐离开革命，公然表现其对革命宿怀的敌意”

，最后“完全彻底的转入反革命的营垒中”

。

托的文件对比中外资产阶级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越到东方，资产阶级越反动！”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