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章

其实，与到此时才出来争夺教育权相比，由五四而成长起来的更激进的学生一辈，早已不满蔡元培在谈论教育问题时相对保守的态度。

早在1923年9月，恽代英就以《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为题，表达了自己的质疑。

[194]当时蔡元培刚刚因“罗文干案”

远赴比利时研究美育，曾对国内政局及教育方针发表评价说：“中国有识之士在野运动以民众势力推倒军阀，此诚为根本要图。

惟中国社会毫无组织，民众势力犹如散沙，非有长期间‘教育训练’，恐难有望。

余极不满今之青年口谈革命而不务实力，且借口于志在革命而抛荒学业，其结果，革命未成，而自身先已堕落，此则余所反对者也。”

[195]恽代英文章开篇即引用此段评论，也同意蔡元培对那些“只知空空洞洞的干喊革命，实际没有组织，没有办法，亦并无丝毫真个去进行革命的诚心”

的浮嚣虚伪青年的批评。

不过，他觉得蔡氏所发之要救中国“诚然非教育学识不可”

之类的话，不过是“似是而非的议论”

。

他要追问的是：“究竟哪一种教育学识，才能救中国呢？纵然有了长时期的教育训练，中国便有希望了么？”

在后文的分析中，恽代英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入手，提出要去追求“教育的功效”

，认为“社会的无组织，民众的如散沙，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教育训练的原故”

。

恽代英认为，“要靠训练一般民众的领袖，利用民众骤发的团结，以进行推倒军阀的革命”

；然后再去“发达大的实业，与人民以直接参政权，这才是有效力团结民众的办法”

。

所以，“最要紧是研究社会科学。

而且不仅是要研究社会科学，亦要研究了得着甚么结果，便自己向前试验去”

。

这样的教育训练才是真的教育训练。

发表恽代英此文的是作为中共青年团机关刊物的《中国青年》。

它担负的正是宣传共产主义原则和国民革命理论的任务。

[196]此时恽代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部长，同时兼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已走上了革命道路。

[197]而蔡元培所依靠的教育救国的稳健方式，已渐渐被视为落伍。

所以，恽代英特别提醒一般青年“还须用自己的鉴别力，来估量他们说的话，不要无条件的相信他们”

。

到了1926年，同样是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为“纯”

的作者则批评了蔡元培在上海南洋大学毕业礼上的演说。

[198]蔡元培演说时曾表示希望“现在勿再有学潮发生”

。

[199]这可谓他对待学潮的一贯态度，而且五四之后也曾不断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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