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7章格格不入（第2页）

等。

实质是要使学校教育国民党化。

一些地方行动也闻风而动，如上海市成立“党化教育委员会”

；浙江省制订《实施党化教育大纲》，要求中学以训练党员的方法训练学生，用党的纪律规范学生的行为。

此种对文化教育的法西斯统治，一开始便遭到蔡元培等进步人士的抨击。

1927年10月，光华大学校长胡适发起批判和抵制党化教育。

1928年3月，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其《人权论集》直指国民党的“训政”

。

他们较早意识到了党化教育的危害，要求恢复公民教育。

1928年5月，在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在蔡元培的主导下，通过废止“党化教育”

，实施“三民主义教育”

的议案。

从而部分恢复了公民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精英治校、教育家管理教育，但国民党政府对学校的控制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1928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指令全国学校增加党义课。

此后，北伐战争打到哪里，课程就开到哪里。

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课程计划规定，党义是高等及初、中等学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

开始收敛北洋政府的“放任态度”

，实行“严格主义”

政策。

1930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发布命令，针对此前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自由民主运动，禁止学生罢课和举行游行集会，要求学生埋头功课，不问政治。

1932年，在各方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虽然将党义课改名为公民课，而党义课的教学内容未变，是换汤不换药。

1934年，国民党颁布《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相继新建立了10多个国立师范学校，以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师资，以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

在中等师范学校里，始终坚持党化教育的同时，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责令包括国立师范学校在内的国内中小学教师一律入党，加强了党对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控制。

幸运的是，没有要求大学教授入党，这是基于大学教授多元化、自由化和教授们的顽强抵抗。

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内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八字匾额的训令。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

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

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转守台湾后，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

。

2016年台湾“大选”

中的落败，使国民党的历史一遍一遍被回溯，人们想找些线索、渊源。

当眼光远至国民党初到台湾时，那道“戒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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