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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0章 舍命陪君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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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标三营的起义者尤其自豪,和起义军站在一起是他们的长官。

黎元洪的到来,成了武昌首义的定海神针。

要做的事情很多,黎元洪马上召集革命党人和新军代表开会。

简单听了吴兆麟汇报情况后,黎元洪问大家“你们革命党人的后援在那里,钱粮在什么地方?”

当时谁也没想这方面的事。

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该如何回答。

场中的邓玉麟反应恨快,他怕黎元洪丧失信心,打退堂鼓,就无中生有地说“京山的刘英正已经集结了十万大军,三日内就可开到武昌。

制造银币、铜币的官局,已被我们控制。

现库存三千万白银,足够我们近期用了。”

黎元洪看了看邓玉麟,接着问大家“瑞澂和张彪都已经逃脱,如果他们请来援兵,怎么办。

我在海军待过,海军的大炮可厉害,武昌城经受不住几炮弹的,武昌守不住怎么办?”

邓玉麟马上回答“焦达峰将很快起事,湖南是我们可靠的后方。”

这倒是真实的。

邓玉麟(1881—1951),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石桥村人,土家族;一四年投入清军中当兵,后入新军第三十一标,继升为炮八标正目。

一九零八年由孙武介绍秘密加入共进会之后离开军队,但仍在武昌、南京等地做运动新军的工作。

武昌起义后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任职,不久先后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鄂军第七协统领、第四镇统制。

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北京总统府军事谘议官,授衔陆军中将。

一九一六年赴沪参加讨袁,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战争,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临时政府参议。

一九二一年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爆发后,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战役。

邓玉麟一九二七年后脱离军界,迁居上海。

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侵华日军及汉奸收买,后去重庆,任国民党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战胜利后回到巴东,一九四六年选为国大代表,任首义同志会理事。

一九四九年借口有病滞留巴东,拒绝赴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邓玉麟作为开明人士代表,曾任巴东县人民政府秘书长。

但令人痛心的是一九五零年底在“镇反”

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

的罪名被杀害。

一九八二年七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黎元洪显然不相信邓玉麟的话,对大家说“我看大家很难成事,不如我们各回兵营,我可以去找张彪,保证既往不咎。”

听了黎元洪的话,何竹山站起来激动地说“自从起事那一刻,我们从没有给自己留后路,我们都已经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国家做好了献出生命和一切的准备。

黎协统如不想参加我们,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可以马上离开这里,多说无疑,不必伤大家的感情。”

听了何竹山这一番慷慨陈词,黎元洪也深深被打动,大手一挥说“舍命陪君子,我黎某人就陪着大家一起玩命。”

听了黎元洪的话,大家高兴的鼓起了掌。

从此,黎元洪已经没有了退路,把自己捆在了起义的战车上。

黎元洪来到楚望台参加起义的消息传出后,起义军士气大振。

特别是四十一标三营的战士。

他们是黎元洪所辖二十一混成协唯一参加首义的队伍,和黎元洪关系特殊。

别人也想从他们这里多知道一些黎元洪的事,围着他们问东问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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