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4章 所谓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第4页）

，所以，社会主义者要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发生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

对王揖唐和安福部“假冒牌号”

谈社会主义，李大钊认为这如同“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

一样，但在处理时不能良莠不分，“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

，更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

。

正因为有人“假冒牌号”

，我们更应该“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

，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研究解决种种问题的实用方法。

尽管《新青年》《每周评论》同人很少谈论布尔什维主义，而且有些同人很不满意李大钊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但李大钊并不因此而隐瞒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反而旗帜鲜明地声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

，“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

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

。

对所谓“过激党”

“过激主义”

等帽子，李大钊明确表示没有闲工夫理会它，“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

，“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

胡适本打算写“再论问题与主义”

，因为李大钊来信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只好推迟自己的文章。

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先后于1919年8月24日、31日在《每周评论》第36号、第37号发表。

《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着重回应蓝公武、李大钊的文章。

胡适集中力量作了辩解，指出蓝、李二人对自己的误会，首先是“由于他们误解我所用的‘具体’两个字”

，而“我认定主义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

“救时的具体主张”

，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

。

胡适认为，蓝公武的第二个误会是把“‘抽象’两个字解错了”

，他所攻击的“抽象的主义”

，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

和“抄袭成文的主义”

，他自己始终“不但不曾反对理想，并且极力恭维理想”

，批评蓝、李“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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