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2章 杜威来华讲学意义深远（第3页）

。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颠倒，而是反映了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理念。

杜威所要解决的是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分离的问题，提出的方案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学校教育；而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急需的不是完善学校教育，而是唤醒社会大众的民主意识。

因此，陶行知反对把目光限在学校教育改进上，这样做太狭隘。

他指出：“教育可以是书本的，与生活隔绝，其力量极小。

那全部生活去做教育对象，然后教育的力量才能伟大，方不至于偏狭。”

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就是要发挥生活的教育作用，把社会办成学校，去教育广大民众，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唤醒他们的民主意识。

遵循这一思想，陶行知重视平民教育、社会教育。

1923年5月，他与黄炎培（1878-1965）、晏阳初（1890-1990）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还与朱经农（1887-1951）合编《平民千字课本》，通过筹办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推行平民教育。

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

是其生活教育的方法.论，这一方法不只是运用于南高师的教学改革中，还体现在他所创办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实践中，开展乡村教育。

“教学做合一”

是对杜威“做中学”

的创造性发展。

杜威的“做中学”

只重视“行”

，没有其他。

陶行知则从行知互动，“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上阐释知行合一于行，在认识论上不同于杜威的“做中学”

。

由此可见，陶行知不仅创造性发展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更可贵的是，他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将之运用到民主社会建设之中。

杜威来华讲学既然作为一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影响和意义是双向的。

一方面，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华所遭遇到的一切也进一步构成其眼中的中国形象。

在华期间，杜威通过给女儿的私人书信以及给美国国内刊物写报道等方式，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变化。

并且，他在中国所作的两百余场讲演无不紧扣五四时代主题，围绕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想、哲学、学生运动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从而，极大地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和思想文化革新的要求。

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

这也就使得他的中国之行，在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教育史和政治史上都具有了某种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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